学术视野下的沈阳故宫

　　自从19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建立以来，“沈阳故宫”就纳入到学术界的视野，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八十多年来，几代专家学者，对沈阳故宫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和其他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者中，不仅有中国国内的专家学者，还有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学者。这就是说，对沈阳故宫的研究，不仅仅是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还进入到海外汉学的研究视野。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6年到2010年，研究或涉及沈阳故宫的专著有近500部，论文有近1500篇，还有其他有关的档案、资料汇编等等，今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五周年，回顾沈阳故宫研究的漫长历程，不禁感慨良多。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总结沈阳故宫改建博物馆以来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经验，从而把沈阳故宫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沈阳故宫何以成为学术研究对象

　　沈阳故宫研究是以“沈阳故宫”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对象。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建造和使用的宫殿建筑群，至今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物质载体，是中华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沈阳故宫”为研究对象，就是从一个“载体”的角度，探索、挖掘沈阳故宫所包含的巨大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就是从一个“载体”的角度，研究、认识和理解它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的内涵”。评价一个对象是否具备学术价值，首先要看这个对象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沈阳故宫本身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价值，完全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完全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兴起于辽东地区，建立本民族的地方政权，并迅速发展壮大。到1625年，努尔哈赤把后金国的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开始营建皇宫建筑。第二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时的大金朝，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和蒙古的东部地区，军事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同时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造，完善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通过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完善了统治层的政治架构和统治方式，具备了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一切条件。1636年，皇太极宣布将“大金王朝”改称“大清皇朝”，自己由“汗王”改称“皇帝”。皇太极还将“女真”的族名改称“满洲”，在原来女真族的基础上，融合部分汉族、蒙古族成员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史学界把清入主中原以前的几十年称为“清前史”。在清前史中，努尔哈赤的“十三遗甲起兵”很重要，否则大清皇朝无从谈起；“萨尔浒大战”很重要，因为这场战役对女真人的命运生死攸关；但更重要的事件还是都发生在皇太极时代，发生在沈阳故宫里。可以说，在皇太极时代，已经为清朝入主中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里，实现了“女真族”这个古老民族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转变，实现了后金“汗国”向“大清王朝”的转变，完成了一个新王朝崛起和兴盛的前期准备。实际上，后来的康乾盛世的出现，完全可以在盛京这个时代中找到它的渊源和起点。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统一的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沈阳故宫作为清入关前宫殿的历史，上承后金政权的开国创业，下启其发展为全国统一封建王朝的兴盛繁荣，保存完好的古代宫殿建筑，成为承载这一历史转变过程最重要的实物遗存。对于清前史的研究，对于明清易代的研究，以及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沈阳故宫本身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在史学研究方面，对于沈阳故宫时期的宫廷史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宫廷史、宫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代统治王朝的特殊地位和条件，相当多的古代艺术文化成果，尤其是其中的经典作品，都集中到宫廷之中。盛京时代的沈阳故宫，虽然只有二十年的时间，但其宫廷史事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特别是由于这时是大清王朝的草创时期，其宫廷文化和规制带有许多满族的民族和地方的特色或特点，也展示出中华文化传统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情态。所以，研究清前时期的宫廷文化，对于丰富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是很有意义的。

　　到了康熙时代，国家的版图大为扩大，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后，经过雍正、乾隆两朝，实现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正是从康熙时代开始，几代皇帝开始了东巡祭祖活动。盛京既是龙兴之地，又为祖宗陵寝之所在，东巡带有很大的纪念祖先功德的意义，即祭祖谒陵，以展孝思；同时对开国时期功臣墓园进行祭奠，以表达在位皇帝对他们的缅怀之情。有清一代，自康熙十年(1671)始，先后有四位皇帝即康熙、乾隆、道光、嘉庆十次到沈阳东巡祭祖。盛京在清王朝迁都北京后被作为陪都，受到很好的保护。朝廷专门设立“盛京将军”以及各个官署衙门，作为陪都盛京的管理者，整个城市保持了繁荣发达的景象。皇帝东巡都是驻跸在盛京皇宫，皇帝在这里生活起居，处理政务，会见地方官员和各界贤达，犒赏有功人员，瞻仰旧宫遗物，举行颁昭、筵宴、赏赐等庆典活动。因此，清入关后的二百多年中，沈阳故宫不仅与东北地方历史相关，也承载着许多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成为其历史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皇太极在位的十几年间，对皇宫进行了大规模的营造工程，按照中国古代皇宫营造的模式，柔和女真人的民居习俗，形成了前朝后寝的完整格局，具备了皇宫的气势和规模。同时，还对沈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了以皇宫为中心的沈阳方城，形成了八门、钟鼓楼、井字街的完整格局，在城中有各大王府、各官署衙门、商业区等等以及完整的城市设施。正是在皇太极时代，沈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座完全意义上的都城，也成为大清皇朝实际的发祥地。到乾隆东巡时，又对沈阳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增建了许多新建筑，更显得富丽堂皇，威严大气，巍峨壮观，气宇轩昂，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沈阳故宫规模。中国古代宫廷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最大的一类建筑。从《周礼·考工记》开始，就形成了宫廷建筑一定的规制和范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一个富有魅力和色彩的奇葩。这些宫殿建筑群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丽堂皇，雄伟壮丽，体现了我们前辈祖先的伟大智慧和技艺水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物化的和形象化的体现，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技术和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沈阳故宫建筑群是目前保存完好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例证。沈阳故宫的建筑文化，更多地体现了17世纪前期东北地区和满洲民族的特点，与北京故宫既有相同的因素，又有显著的区别。

　　从文物学的角度来说，沈阳故宫的学术价值更是不可忽视的。作为目前仅存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文物，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此外，在清代沈阳故宫中，形成和保存了数以十万计的历史文物、工艺美术品和图书档案文献。其中少量是自清入关前宫殿使用时的遗存，主要部分则是自乾隆年间开始，根据皇帝旨意陆续由北京宫殿运送至此，或供奉、或收藏、或备皇帝东巡谒陵驻跸期间使用，沈阳故宫因此号称是清宫艺术品的“第三大宝库”。清代宫廷艺术品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杰出的代表。清代的宫廷里设立专门机构，创作和制造各类艺术品。比如在绘画方面，中国历代的宫廷中，都容纳了众多画家供职，清朝依照前代，同样也在宫廷内延聘画家，进行绘画创作，其作品规模很大，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非常多。在其他艺术门类，比如瓷器、珐琅器、玉器、家具等等，都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作品，其工艺之精湛，质料之考究，造型之奇特，构思之奇巧，令人叹为观止，充分反映出清王朝作为泱泱大国的风范与气度，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也是极其深厚的。所以，在沈阳故宫的清代宫廷藏品中，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这些珍贵的皇家收藏文物，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对这部分皇家收藏文物的研究，是清代宫廷文化、典章制度、文物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除了历史学的、建筑学的、文物学的研究角度之外，对于沈阳故宫还可以从民族学的、民俗学的、文化学的、美学等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和探索。比如在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在沈阳故宫保存了大量的满族的日常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仪式遗存，特别是萨满祭祀活动的遗存，藏传佛教的遗存等等，都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相关的研究对于了解萨满教在北方的分布和传承，了解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的流传，都很有意义。在美学方面，沈阳故宫的古建筑群和所藏文物，本身都是珍贵的艺术珍品，包含着高超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审美价值。

　　沈阳故宫研究学术史略

　　对于沈阳故宫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已经了解到的文献史料来看，1926年6月10日发表在《华北日报》上的由金梁先生所撰《盛京故宫考》，是最早在大众媒体上介绍有关沈阳故宫的文章，文章中对沈阳故宫各个宫殿建筑进行了简要的考证，论述了它们的各自用途。沈阳故宫研究的学术史，大体上也应该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实际上，关于沈阳故宫的文献还应该追溯的更早一些。《清实录》《大清会典》《盛京通志》、《一统志》等官书中，都有一些关于沈阳故宫的记载。民国初年修纂的《奉天通志》沿袭《盛京通志》，对沈阳故宫多有记述，同时对一些记载作有考证。民国初年，金梁组织一些满族学者，对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清入关前最重要的史料《满文老档》加以汉译，经整理后，于1918年以《满洲老档秘录》为名成书出版。此后，另外一些译稿又以《汉译满文老档拾零》为题，在《故宫周刊》上连载。1926年建立东三省博物馆之后，对沈阳故宫的研究开始进入到比较专业性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金梁将其对沈阳故宫翔凤阁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书画的记录，整理成《盛京故宫书画录》和《盛京故宫书画记》公开出版。他还主持编印出版了沈阳故宫所藏《东三省博物馆古物陈列册》《清内府一统舆地全图》《圆明园东长春园图》等。在他的《瓜圃述异》《清帝外纪》《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一些掌故笔记类著述中，也收有许多有关沈阳故宫建筑和文物的记述。这一时期，博物馆的常务委员卞鸿儒曾与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梁思永赴赤峰考古。1931年1月，卞鸿儒将其发掘所得的石器、陶器、骨器等送抵馆内，不久即在师善斋展出，并撰写了东三省博物馆的第一篇考古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对沈阳故宫研究学术史的草创时期，虽然简略，却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和重要的文献价值。

　　国外学者也很早就开始关注对沈阳故宫的研究。1900年，俄国军队借平乱护路之名出兵东北，于10月1日攻陷沈阳，占领皇宫达两年半之久。1901年5月海参崴东方学院汉学教授鲁达科夫奉命率考察队前往沈阳调查皇宫藏书。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该考察队对皇宫文溯阁、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以及盛京将军衙门等处所藏图书与文物进行了仔细盘点，并为重要文献编制了目录。鲁达科夫回国后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发表在同年的《海参崴东方学院学报》上。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于1902、1905、1906、1908、1912年先后五次来到沈阳，在沈阳故宫的各个宫殿以及黄寺、北塔等各寺庙调查寻访满蒙史料，包括满文、蒙文、汉文、藏文等各种文体在内的一切有关满蒙民族历史的宗教文献、档案史乘等。他将这些资料拍照带回日本，后来结集出版。1905年3月30日，内藤湖南还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著文，介绍沈阳历史遗址、文物宝藏、珍贵典籍、各寺藏经等等情况，阐述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提醒并呼吁日本学界要重视赴沈阳的学术调查。1929年，日本东京洪洋社发行的日本学者伊藤清造编的《奉天宫殿建筑图集》，是最早研究沈阳故宫建筑的图集，其中包括实拍照片、测绘图和平面图等。伊藤清造于1924年7月在满铁工业专门学校任助教授时，曾率建设科建筑分科9名学生对沈阳故宫作为期3周的考察，将主要建筑拍照并对部分建筑进行测绘，后编成《奉天宫殿建筑图集》和《奉天宫殿之研究》（大连亚东印书协会发行）两本书出版。这两本书对于沈阳故宫建筑形式及其特点的介绍和分析，建立在当时比较科学的测绘基础之上，对不同时期的建筑所具特色形成的原因也进行了探讨。此后，又有村田治郎、园田一龟等一些日本的建筑学者和历史学者，先后在其撰写的《满洲的建筑》、《清帝东巡之研究》等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对沈阳故宫的建筑和历史进行过专门论述，同时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章发表。就学术价值而言，已经远比清代官修书籍中的记述系统和详尽了。

　　1947年初，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沈阳故宫为其古物馆所在地。该筹委会延揽了一些文化水平较高、于文史方面颇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先后出版了《历史与考古》第一辑、《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东北文物展览会集刊》，发表了一批学术质量较高的成果，形成了沈阳故宫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高潮。在1947年出版的《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一期上，收录有金毓黻、阎文儒、李符桐、罗福颐、李文信、佟柱臣等13位著名学者的14篇文章，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研究和古器物研究学等多个方面，具有比较高的专业水准和研究深度。阎文儒的《沈阳故宫建筑考》是中国学者第一篇考证沈阳故宫建筑历史的学术论文。文章利用官修《清实录》和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杨宾《柳边纪略》以及清初朝鲜人所著《沈馆录》诸史料，对各主要建筑分别详加考证，纠正了清代《钦定盛京通志》诸书中沈阳故宫建于崇德二年（1637）的成说，而提出“太宗天聪九年（1635）建筑乃大备”的见解。又进一步对清入关前后各宫殿的兴建年代及使用，作以比较详尽的论述。傅振伦和李鸿庆《沈阳故宫藏品概说》，把沈阳故宫藏品分为御用品、兵器、卤簿仪物、祭器、乐器、瓷器、服饰、石刻等几大方面，对以后沈阳故宫的文物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金毓黻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勘记》、郝瑶甫《沈阳故宫藏书记》、李文信《沈阳故宫卤薄仪物小记》等几篇文章，都是对当时保存的清宫遗物作综合或专题研究考证，较之金梁在民国初年的类似著述更具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末起，对沈阳故宫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所能利用的史料较以往更为丰富，所处的学术条件和学术环境也更好一些。《明实录》《清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相继影印出版，《满文老档》、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一批对了解清入关前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对北京、辽宁等地所藏的清代内务府满、汉文档案的发掘和利用，使研究工作得以很大的便利。清史和满族文化研究在这时也更多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王钟翰、李鸿彬、闫崇年、王思治、郭成康、朱诚如、孙文良等专家学者，对清史、清前史、满族史，对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1980年，铁玉钦、王佩环合作撰写了《沈阳故宫早期建筑年代考》，首次提出了沈阳故宫最早应创建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后金天命十年（1625），并利用满文档案，对清太宗时期的宫殿及其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此后不久，沈阳故宫的研究人员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乾隆八年以前绘制的《盛京城阙图》。此图不仅记录了乾隆改建以前沈阳故宫的面貌，而且还标注出努尔哈赤居住汗宫的位置，对于沈阳故宫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此前后，一些研究人员也根据档案等文献的记载，对沈阳太祖汗宫、大政殿、崇政殿、凤凰楼、盛京太庙等主要建筑的沿革和使用等问题做以专题研究，并对清代沈阳故宫收藏的信牌、印牌等清入关前文物、清帝东巡驻跸等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和争鸣，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新成果。1987年出版了由铁玉钦等人合作撰写的《盛京皇宫》，系统地总结和吸收了以往的学术成果，对这座宫殿群从创建至当代的发展历程，以及宫廷历史、文物收藏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和阐述，是沈阳故宫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沈阳故宫的专家如铁玉钦、王佩环、李仲元、沈长吉、姜相顺、唐英凯等人，还相继出版了《清帝东巡》、《清宫大政殿》、《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选辑》、《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品专辑》、《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丛书》等著作，发表百余篇有关清代沈阳故宫建筑沿革、宫廷藏品、建筑艺术、宫廷礼俗、相关人物等课题的学术论文。一些从事古代建筑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从建筑技术和艺术等角度对沈阳故宫进行更了具有科学性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建筑艺术全集·沈阳故宫卷》、《特色鲜明的沈阳故宫建筑》等著作，使有关沈阳故宫的研究增加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含量。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果，还被大量地应用于沈阳故宫的陈列展览中，1985～1987年对东西所、盛京太庙、文溯阁等主要宫殿复原陈列的改造，都是以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使博物馆陈列工作也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的沈阳故宫研究，一个特点是进入到全面的整体性研究阶段，基本上涉及沈阳故宫研究所应包含的主要方面，奠定了对沈阳故宫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二个特点是多学科的介入，已经从对具体器物、建筑的研究进入到比较专业的建筑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学科理论的分析，同时扩展到民族史、宫廷史、沈阳城市史等相关方面。

　　2004年，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沈阳故宫博物院及时地调整了工作思路，提出了“建设研究型博物院”的新的办院方针，把学术研究作为博物院的工作重心，进一步加强了对沈阳故宫的研究。从那时起，围绕对沈阳故宫的研究，采取了一系列的新举措，陆续出版了《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沈阳故宫文库》和《沈阳故宫博物院年鉴》《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四大系列出版物以及《沈阳故宫志》这样大型的史志。武斌、姜念思、佟悦、丁海斌、陈伯超等专家学者对沈阳故宫进行更深入研究，先后出版了《清沈阳故宫研究》《沈阳故宫与世界遗产》《清代陪都盛京研究》《盛京宫殿建筑》《沈阳故宫与民俗文化》等一大批有新的研究视角的、更有研究深度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使沈阳故宫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层面。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觉地与“故宫学”对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的“故宫学”，主张把对故宫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学科。沈阳故宫博物院自觉地把对沈阳故宫的研究纳入到“故宫学”的框架内，纳入到故宫学的学术范围之中，并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从故宫学里找到了深化沈阳故宫研究的新的角度和发展方向，使沈阳故宫研究上升到现代学术学科规范之中，在研究理念和方法论有了新的高度。

　　沈阳故宫研究的学术传统

　　在对沈阳故宫研究的近百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总结这些宝贵的基本经验，挖掘和发扬多年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对与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沈阳故宫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对与沈阳故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认识，以及切实做好作为世界遗产的沈阳故宫的保护与管理，都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如何来总结和认识沈阳故宫学术史的基本经验和学术传统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的引起注意。

　　首先，要发扬实证性研究的传统。沈阳故宫的研究是以整个“沈阳故宫”为对象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沈阳故宫”，是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的。我们面对和分析、研究的是一个庞大的文物实体，因而在方法上，对沈阳故宫的研究，首先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性是对沈阳故宫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我们看到，在以往对沈阳故宫的研究成果中，不论是对于建筑群、院藏文物的研究，还是对于宫廷史、满族史、清前史的研究，都是针对具体的对象，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是基于对对象本体的分析和认识。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都特别注意对象本身的技术性层面的现象研究，同时注重文献学的研究，以实物和文献相印证。这种传统在老一代学者那里特别突出，他们的研究大都是针对具体的文物本体的，并且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对于文物的研究就是分析文物本身，对于历史研究就是从史料出发，讲述和分析历史事件本身。简单地说，这种研究就是“用事实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摈弃任何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玄思。我觉得这是沈阳故宫学术史上一个很好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对于沈阳故宫的研究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思想。我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对象都是“具体的”、“孤立的”，但它们集中到“沈阳故宫”这个名下，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变成了一个对象“集群”。关于沈阳故宫的研究，从上述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包括清前史的研究、宫廷史研究、博物馆（包括古建筑、文物以及博物馆建设等）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研究、沈阳故宫院博物院院史的研究等六个大的方面内容。这些也是将来研究的重点范围。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融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这就要把沈阳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馆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等都是归纳到这样一个整体之中的，它们的遗产价值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比如一件器物，如果单就器物本身来看，是一种情况，但是这件器物是沈阳故宫院藏的，那就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就要联系到沈阳故宫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来考察。文物藏品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内涵，需要不断地探求，从多方面去探寻文物的价值。

　　第三，对沈阳故宫的研究，要有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局限于“沈阳故宫”这个“大院”本身。首先是要把沈阳故宫至于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文化创造，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沈阳故宫在这个大文化传统中，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从沈阳故宫开始的建立的大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特别是作为清王朝的建立者是中国诸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沈阳故宫及其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多民族融合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在中国的大文化传统中，沈阳故宫本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从比较具体的范围来说，对于沈阳故宫的研究，还要与沈阳地区的城市史、文化史联系起来考察，与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史和满族的民族文化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至于广阔背景下的考察，不仅会对沈阳故宫本身有新的认识和了解，对它在沈阳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在东北地域文化中的作用，也会有新的看法。其次是要把沈阳故宫和沈阳故宫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在沈阳故宫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遗址的比较中，进一步揭示沈阳故宫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独特地位，并进一步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和“个案”来揭示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丰富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互影响也日益深入。正是在开放的世界里，各民族文化日益交融，呈现全球化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尊重。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历史文化遗址，特别是宫廷文化遗址，与沈阳故宫在功能、价值上有相似性，但同时又各有民族的和地方的特色。从这些相似的宫廷遗址的比较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沈阳故宫的特殊性认识。这也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概念所强调的“普遍价值”和“特殊价值”。第三是要把对沈阳故宫的研究置于现代的学术背景之下，用现代学术的观念来思考和研究沈阳故宫。实际上，对于沈阳故宫研究的近百年中，其每一步发展都是与我国的学术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都是整个大的学术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要在沈阳故宫的研究中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对沈阳故宫的研究涉及历史、政治、建筑、古器物、档案、图书、艺术、宗教、民俗、科技、博物馆等诸多自成体系的学科。在面对“沈阳故宫”这个统一的“对象”，围绕着以“沈阳故宫”为核心的综合研究中，这些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专业、方法、视域和话语，展开对沈阳故宫的分析和论述，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因而得出各自的看法和结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必然与相关联的若干学科存在一定的重叠或交叉现象。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合作可以互相补充、完善，也可以互相启发，在方法上也会实现一些交集。把这些不同学科的看法和结论汇合到一起，把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整合起来，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的沈阳故宫的面貌，对沈阳故宫的价值的认识也会更为全面。

　　第五，要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强调实践性和实践价值，是对沈阳故宫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以往的研究成果，不论是涉及古建筑群、院藏文物的研究，还是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沈阳故宫博物院史的研究等等，都是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并且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比如宫殿建筑群的研究，就对于这些古建筑的保护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其研究成果，转化为保护、维修古建筑的具体工作。再比如在对院藏文物的研究，除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揭示之外，也落实到文物典藏和宫廷遗存的保护之中，落实到文物的展览和展示之中。而博物院史研究、世界遗产研究等等，都对加强博物院建设，坚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在提出建设研究性博物院的办院理念的时候，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与博物院建设、与加强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密切联系，强调“把工作对象作为研究对象，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这一指导思想。

　　沈阳故宫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载体，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对于沈阳故宫的认识和研究也是无止境的。有近百年积累的丰厚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资源，有几代专家学者辛勤的努力和探索，对沈阳故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沈阳故宫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于沈阳故宫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还需要不断地深化，要站在现时代的高度，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方法去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以揭示出沈阳故宫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而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更多学科的深层次地介入，以及学术水平整体上的提高和研究视域的扩大，对沈阳故宫的研究在课题上会有所深入，在内容上会有所突破，因而还会有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刻的发展，对沈阳故宫历史文化价值也会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